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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大人，我在北京六年，除了站着，除了等着，除了被门房赶来赶去，我们还做了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看着他。“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我联系了在上海、天津、泉州的琉球人。”林义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在说一个秘密。“跟他们说，福州有一间琉球会馆，有一盏灯还亮着。有人愿意来，有人犹豫。可至少知道，还有人记得琉球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的手紧了一下。“你怎么联系上的？你在北京，他们在上海、天津、泉州。你们隔着几百里地，你怎么找到他们的？”

    林义转过身，走回桌前，坐下。他端起那杯凉茶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
    “说来话长。我在北京的第二年，有一天在总理衙门门口站着，遇见一个人。那人穿着长衫，戴着眼镜，像个教书先生。他站在我旁边，问我——你是琉球人？我说是。他说他也是。我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阮其泰。他是在上海做生意的，来北京办事，路过总理衙门，看见我站在那里，就过来了。他说他在上海见过几个琉球人，有的做茶叶生意，有的在码头扛包，有的在教会学校教书。他们都不知道福州还有人在做这些事，以为琉球人只剩下他们几个了。”

    林义停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口茶。茶已经凉透了，喝下去凉得胃疼。

    “阮其泰走的时候，给我留了一个地址。上海法租界，一个茶行的地址。他说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写信给我。我写了。第一封信，写了半个月，不知道怎么开头。后来写成了，寄出去，等了两个月，没有回音。我以为地址错了，又写一封。又等了两个月，回信来了。阮其泰说，他回了琉球一趟，刚回来。他说，琉球还在，日本人还在，可琉球人的日子不在了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着。“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然后我就开始写信。写给阮其泰，写给他在上海认识的那些琉球人，写给泉州、天津、广州。一封一封地写，像当年在北京写请愿书一样。写了撕，撕了写，写到手指僵硬，写到墨用完了又磨。我告诉他们——福州有一间柔远驿，改名了叫琉球会馆。向大人在那里，灯在那里。你们来，不来也行，写封信也好。让我们知道，你们还活着。”

    林义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递给向德宏。纸已经皱了，边角卷了，上面写着十几个名字，字写得很小，很密，有些地方墨迹淡了。

    “大人，这是我在北京找到的。不是我去找的，是他们来找我的。有的人路过总理衙门，看见我站在那里，过来问——你是琉球人？我说是。他们说，我也是。有的从上海来，有的从天津来，有的从更远的地方来。他们有的是做生意的，有的是在码头扛包的，有的是在教会学校教书的。他们都不知道福州还有人在做这些事。如果琉球需要他们，他们不会袖手旁观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绝对不会忘记自己是琉球之民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接过那张纸，看了一遍。他的手指在那些名字上移动，一个一个地摸着。阮其泰、林阿福、郑永和、蔡守义、毛德明、陈宗仁、王守诚、吴永泰、黄志成、李守信……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盏灯，每一盏灯都亮着。

    “还有一个叫陈顺德的，是从琉球逃出来的。他逃出来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带，只带了一把菜刀。他在天津码头扛包，扛了三年，攒了一点钱，开了个小铺子。他听说我在北京，专门从天津坐火车来看我。他站在我面前，说——林大人，我来了。我说，我不是大人，我就是个站着的。他说，站着也是大人。跪着的是奴才，站着的是人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提起笔，在名单上添上了这些名字，又把那张纸折好，放进怀里。纸贴着他的心口，温热温热的。

    “林义，你做得好。比写信好，比跪着好。人聚起来，才有力量。一个人站着，是一根柱子。十个人站着，是一堵墙。一百个人站着，是一座城。”

    林义看着向德宏。向德宏的眼睛里有光，那光不是灯光的亮，不是月光的亮，是从里面透出来的亮。

    “大人，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每天去总理衙门门口站一会儿。站着腿疼，可我不能跪。可光是站着，不够。我得找人。找那些还愿意站着的人。”

    向德宏点了点头。“你怎么找到他们的？除了阮其泰，还有谁？”

    林义想了想。“还有一个叫蔡锡书的，是蔡大鼎的本家侄子。他在天津一家洋行做账房，会英文，会日文。他听说我在北京，写了一封信来，说他在天津也见过几个琉球人，有做生意的，有在码头扛包的，有在租界当巡捕的。他说，他可以把他们聚起来，让他们知道福州有人在为琉球做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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